8月10日晚，温州吾悦广场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一群身穿绿色短袖的“广场舞大妈”合力将一个巨大的篮球架挪到角落，那矫健的身手实在让人很难相信，这出自一群坐公交需要被让座的人之手。

 

大妈们的说法是，因为怕被篮球砸到，所以决定这样做；但据目击者称，打球的位置距离她们足有十几米，基本不大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还有更过分的：

 

这一区域是公共区域，就算不先来后到，起码也得商量着来；

 

而大妈们为了顺利搬离篮球架，竟对打球的孩子们谎称“这片地已经被我们买下”……

 

现场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冲上微博热搜，网友几乎一边倒地抨击“自私”，足可见“天下苦广场舞久矣”。

 

在我高中的时候，也有过开头类似的经历：

 

一天晚上，我和一群小伙伴到公园的灯光球场打球，刚打没多久，一群穿着练功服、拿着花扇的大爷大妈也来了，直接占掉“半壁江山”。

 

过了几分钟，可能他们觉得不够过瘾，便过来和我们“交涉”：“你们回家吧，这里我们要锻炼。”

 

我们当然不乐意：“这里是篮球场，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打球，凭什么你们来我们就得走？”

 

带头的大爷眼睛一瞪：“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你们这些小年轻让一让怎么了？”

 

“我弱我有理”，这是已经被说烂的一句话。

 

在这些大爷大妈的眼中，他们上了年纪，理应被照顾，但凡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恃强凌弱”。

 

其实，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强调自己的弱来博取同情与关注，进而换得更多资源。

 

在不得已情况下，这无可厚非，可问题是，许多自以为的“弱者”，其实根本就不弱。

 

首先，从道德的角度，他们天然站在制高点。

 

尊老爱幼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面对长者，我们提倡尊重，不敬长辈的行为历来都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除非毫无道德底线、丧尽天良之辈，否则在面对长者时难免总会礼让三分。

 

如此一来，气势上就弱了，明明有理的是自己，说起话来倒像是理亏的一方，更别提还要面对社会舆论和键盘侠们的谴责，在显著的心理地位差距之下，干脆认输。

 

其次，从“势力”的角度，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们背后往往有庞大的家属群体，这一群体的生存策略大概率是相似的，即利用可利用的“弱”来获取更多资源，所以有利可图时，会空前团结。

 

去年，我朋友开车撞倒一辆电瓶车，事故非常小，当事人连皮都没擦破，但谨慎起见，我朋友还是带着她去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赔付了足够修理电瓶车的钱，也报了保险和交警，确认没事后才离开。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过了两天，当时态度十分客气的当事人突然变卦，狮子大开口索要上万赔偿，还和一帮家属一起到他工作的单位“围堵”，最终赔了2000外加动用私人关系介入调停才平息。

 

一个人和一群人，强弱对比显而易见。

 

再者，从法律的角度，他们同样占据优势。

 

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必然要考虑人性化的部分，也必然会包含许多对弱者的保护。

 

比如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刑法》直接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治安处罚法》同样规定，70周岁以上者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于各种现实考量，老人犯法的成本更是远低于此，更别提还存在一些“和稀泥”式的执法现象，这给了他们更足的底气——他打你没事，你敢打他一下可就得去看守所了。

 

看起来好像这一群体都不是啥好鸟，广场舞更是“社会毒瘤”，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目前居住的小区里，有一片空地被专门用来跳广场舞，每天挤满大爷大妈，但却从未有人向物业投诉。

 

因为，他们并没有将伴舞音乐外放，而是人手一个接收器，直接用耳麦来接收音乐。

 

这一举措其实并不新鲜，数年前就已经有践行者，比如在重庆江北观音桥的“广场舞团”中，就已经这样坚持6年。

 

虽然看着有点诡异，但却避免了噪音扰民，又有谁会不允许一群老人“静悄悄”地锻炼身体呢？

 

所以，其实我们反感的不是大爷大妈，也不是广场舞，而是打着弱者名号、无边界无底线的资源侵占。

 

篮球场就是篮球场，不是舞池更不是被“买下”的承包地，谁赋予权力将篮球架擅自搬离？这不是剥夺了他人享有公共空间的权利吗？

 

居民区就是居民区，不是马路更不是自家的练歌房，路过汽车摁个喇叭都要被罚款，凭什么可以大喇叭放音乐？这不是侵占了居民本应安静的生活空间吗？

 

这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危机感，它是直接威胁到我们自身存在的、是动摇社会根基的：

 

有人侵占，就意味着有人被剥夺，而资源毕竟有限，当看到有人可以无需创造、仅凭自身的“弱”就获取大量资源，我努力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但要加入这一行列，很多人拉不下这个脸，于是强烈的危机感转化为强烈的愤怒，进一步威胁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持，也直接威胁到社会心理健康水平——

 

曾有一个小伙，因为实在不堪楼下广场舞的噪音骚扰，在多次投诉仍得不到积极解决的情况下，愤然从楼上向广场舞人群抛洒粪便。

 

乍一看，觉得这小伙过于极端，但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愤怒和绝望。

 

近几年，情况其实正在好转，“和稀泥”式的处理已经越来越少，大众对所谓弱者的道德绑架也愈发清醒，但要恢复良好的风气，似乎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们之所以同情弱者、帮助弱者，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剥削和伤害，但这不应成为部分人攫取好处的“武器”。

 

我们或许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让“坏老人”变好，但我们可以做到，在将来不成为一个“坏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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