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常将祖国比作母亲，因为这片土地孕育、滋养了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关于“家”最初的印象。但看完《万里归途》之后，我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祖国不仅是温柔包容的母亲，也是如山一般的父亲，他让我们安心依靠，在必要的时刻，果断扛起一切，用不容置疑的姿态带我们回家。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母亲通常是那个对你嘘寒问暖、为你操心吃穿的人，而父亲，则是那个在你被欺负时，为你撑腰，为你摆平一切麻烦的人。

 

有了这两种爱的加持，作为孩子的我们，才具备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才不至于整日里惶惶不安，担心老天爷在下一刻就要塌下来。

 

这就是理想化双亲所起的作用。从个人放大到国民，那么国家就承担起了理想化双亲的责任。

 

“理想化双亲影像”是自体心理学中的一个术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幼小脆弱的孩子会理想化自己的父母，以便平复内心无法承受的焦虑。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当一个孩子感到不安时，TA内心会想“没事，我妈妈什么都知道”，或者“我爸爸是超级英雄，他会保护我。”这样一来，孩子的焦虑就会得到缓解。

 

这还没完，因为完整的过程还需要父母的恰当回应。如果父母理解了孩子的不安，并适时安抚了TA，那便成功为孩子的安全感添砖加瓦。

 

但如果父母没能理解孩子，或者因为自己的情绪而无法接受孩子的理想化，那孩子就会被焦虑淹没。这种情况如果多了，孩子即使长大成人，也会常常受苦于无法缓解的负面情绪。

 

然而，父母也是人，也有束手无策、担惊受怕的时候，那又该怎么做呢？

 

回到电影里宗大伟和成朗产生矛盾的那段情节。宗大伟为了给侨胞燃起一丝希望，谎称迪拉特有救援，而成朗却觉得隐瞒不对，应该把没有救援的情况如实相告。

 

如果仅停留在坦诚还是撒谎的层面，很可能论战三百回合都没有结论。但如果从心理学层面来解读，就很容易做出抉择。

 

在那样的极端环境下，大多数侨胞的心态就如同幼小脆弱的孩子一样，再经不起一点点打击。

 

而代表国家的外交官，此刻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仰仗的理想化双亲影像，更确切的说，外交官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位象征性的父亲，强而有力，能够抵御一切危险，护送他们安全回家。

 

试想，在一个逃难的过程中，孩子不安的问父亲：“我们只要逃到那里就可以得救是吗？”而父亲却坦诚相告：“不，孩子，我也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救援，我也很害怕。”那么，这个孩子无疑会因为无法承受的焦虑而崩溃。

 

恰当的做法是，照顾者即使自己再害怕，也需要尽可能的为孩子过滤掉这份焦虑。就像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那位犹太父亲为儿子做的事一样。

 

而在《万里归途》中，外交官宗大伟就承担起了这样一份重大责任。电影的构思非常精巧，宗大伟正好是一位新晋父亲，在影片前半部分，他为了安抚即将临盆的妻子，也故意谎称自己在迪拜过节，从而为后来实施“望梅止渴”的招数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成朗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个人，成朗对父亲颇有怨言，最终还是那位女志愿者的话点醒了他——

 

“有时候，撒谎的人，承受得更多。”

 

是的，他们不仅要默默吞下自己的焦虑，还要为想要保护的人挡住焦虑，更要经受住可能出现的质疑和诽谤。

 

这也是《万里归途》感人至深的地方，影片里的外交官们并非我们以往熟悉的那种武功超群的孤胆英雄，他们在战乱中的自保能力也十分有限，但就算害怕，就算发抖，也绝不退缩。他们在以平凡之躯比肩超级英雄。

 

我们的父母不也是这样吗？他们纵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在危险来临时，也会义无反顾的挡在我们身前。

 

我们的国家亦如是，尽管今天中国已经发展壮大，但由于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家需要承担的压力只多不少，我们还能享受到这样的岁月静好，无疑是有很多像钟大伟那样的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没有和平的年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正是由于祖国承担起了理想化双亲的责任，像母亲一样养育我们，像父亲一样保护我们，所以，中华儿女无论生活在哪里，都能找回内心的宁静，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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