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流派大师温尼科特说过“没有人不带着创伤长大，因为没有父母是完美的。”  幼年被养育、对待的方式影响着成年后我们面对矛盾、冲突和危机时的应对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参与者，或早或晚都会遭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当遇到巨大挫折时，小孩子可以肆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成年人却不得不学会控制和内化。

 

今天想分享的这本书《身体从未忘记》是一本关于创伤疗愈的书，也是在督导时仇剑蓥教授推荐的，很多从事心理治疗的老师也常有分享。

 

它代表当今心理创伤疗愈的一个新的方向：药物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单纯地依赖药物是不可取的。与他人链接，重建社会关系是重要的支持资源。

 

通常来说，当人生发生天灾人祸后，普通人都会经历一个从冲击否认—愤怒悲伤—接受现实—重建生活秩序的过程。

 

大多人半年后都可以慢慢恢复。也有一部分的悲伤是冻结、延后的。所以梁晓声会说，“丧亲悲伤是在失去亲人很久后，思念和伤痛在看到一切和亡者相关的事物才开始浮现。” 那时候才是思念、悲伤开始蔓延的阶段。而这一类当时通过记忆屏蔽，不能及时清理创伤的人，反而会迟迟走不出创伤。

 

在近期参加清华大学与幸福公益基金发起的心理热线工作和培训期间，樊富珉教授特意提到三个概念：创伤应激障碍(PTSD)、创伤应激反应(PTR)和创伤应激后成长（PTG: posttrauma growth）。

 

PTSD不等于PTR或PTG。PTSD是最严重的那一等级，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从危机事件中得到成长的。

 

她提到中科院心理所的一项研究发现：遇到创伤危机时，大约有30%左右的人有良好的自愈能力（PTG），有60%左右的人处于中等恢复能力。只有15%左右缺乏心理弹性的人才需要危机干预和救援。

 

因此，如果您经历巨大悲痛时，可以首先允许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悲伤或愤怒的出现是正常的。

 

前几天接受沈健老师督导时分享一段他当年参与汶川地震时发现，有一部分经历巨大创伤的人们（丧失家园和家人的幸存者），反而会积极参与救援。

 

身处绝境的人们能从助人的过程找到存在的价值，产生与和他人命运链接的意义感会消除孤独感，一定程度上减缓和降低自身悲伤情绪的蔓延。

 

同时还需要关注到的点是，如果您在经历创伤危机半年后情绪仍未有明显好转，或许应该考虑寻求专业咨询师的支持，也可以自助学习创伤相关心理学著作来了解这一恢复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要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愈的能力，都有向上、向好的生存本能。在缅怀的同时也允许自己走出悲伤。重建新的生活秩序，并不意味着背叛或遗忘，而是我要带着亡者或过去情感中原本就存在美好期望继续前行，去继续我们之前未尽的愿望。

 

巴塞尔·范德考克在心理创伤这个领域已有超过30年的前沿研究和临床实践经验，治疗过几千个受过创伤的儿童和成年人。出于医者的慈悲心和对学术的探讨精神，范德考克总结了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人群的研究，并把多年的研究心得结合最新的脑神经科学写下了这本心理学著作《身体从未忘记》。

 

这本书像是一张关于创伤的地图，既揭示了创伤如何作用于大脑、印刻在我们身体中，又盘点了各种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效的治疗技术，同时佐以大量的临床数据和真实案例。它不仅仅是心理学爱好者的必备书，也是专业人士的参考书，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的自愈宝典。

 

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英文缩写为PTSD。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定义PTSD：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导致“强烈的害怕、无助或恐慌”。

 

范德考克的姥爷经历过朝鲜战争，常年无法入眠或被噩梦惊醒，为了避免梦见战死的战友，逃避那些可怕的回忆，常常把自己灌醉。范德考克的父亲也参与了二战，当他从战俘营回来后的很多年里，父亲几乎不与自己说话，每次说话都只把他与自己牺牲的战友来比较。

 

正是这样的家族创伤和工作经历，促使范德考克想进一步了解创伤对人的影响，为此他查找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在一本名为《战争创伤神经症》的书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对危机的警惕和敏感。所有神经症的本质都是大脑的神经元受到了影响。创伤后的反应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生理基础的。

 

这段话开启了范德考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系列研究之旅。本书在2014年出版，2017年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本书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赞誉，是因为当全社会以及当事人都希望遗忘创伤的时候，范德考克发现身体是无法遗忘的，作为创伤治疗师，不如引导来访者去面对和接纳创伤。

 

以下为本书节选内容：

 

主流医学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通过化学物质才能够保证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但事实上，除了药物，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达成我们身体健康和体内的化学平衡，但这些方式几乎没有被考虑过。大脑-疾病模型忽视了以下事实：

 

1. 人与人之间既可以互相毁灭，也可以互相拯救：恢复社会关系是康复的中心；

2. 语言给予我们改变自我和他人的力量，通过叙述经历，我们得以了解自我和世 界的意义；

3.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生理状况，包括可以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和触摸调节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自主运动；

4. 我们可以改变社会状态，创造一个大人小孩都能感到安全和蓬勃发展的环境。

5.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人性的基本维度，我们就剥夺了人们愈合创伤、恢复自主的能力。

作为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疗愈过程的参与者，其实是在将这些受苦的人与他们的环境隔绝，将他们的内在异化。考虑到药物的局限性，我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后的应激状态。

 

911目击者5岁的小男孩诺姆，24个小时后就能用他的想象力处理他目睹的悲剧，从而继续生活。

 

诺姆很幸运。他的整个家庭都毫发无伤，他得以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因此，他能够理解，他所目睹的灾难已经过去。孩子应对灾难的方式通常取决于他们的父母。

 

只要他们的养育者仍然保持平静镇定，回应孩子的需求，那么，即使孩子们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能够健康地成长。

 

诺姆的经历反映了两项对于人类幸存而言至关重要的适应性技能：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诺姆用积极的行动逃离灾难，他得以自我拯救；另外，他一回到安全的家中，大脑和身体的警报就平息了，这让他平静下来，理解刚刚发生的灾难，甚至能用想象（例如一个救生用的蹦床）替代他目睹的场景。

 

与诺姆相反，受创伤的人卡在他们的经历中，因为他们不能将新的经验整合到他们的生活中。

 

我在圣诞节收到巴顿将军麾下的退伍士兵送我的手表时，我很感动，但这也是个悲伤的象征，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停顿在1944年。受创伤意味着你将围绕着创伤组织日常生活，你所有新遇见的人和事都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旧日的创伤回忆。

 

创伤过后，人们似乎通过另一个神经系统来观察世界：幸存者将全副精力倾注在抑制他们内心的混乱中，忽视了他们实际的生活。

 

他们试图保持正常、抑制一切不堪忍受的生理状况。他们的这些努力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生理问题，例如纤维肌痛、慢性疲劳和其他免疫系统疾病。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创伤的治疗需要牵涉一系列的器官、躯体、思维和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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