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下的中国精神病人

1983年，马弘刚当上精神科的住院医师，一个周末，她站在自家二楼的阳台，听见楼下一个院儿里的叔叔问她爸“你们家马弘怎么去安定医院了呢？是不是学习不好还是犯什么错误了？”马弘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医院带她的老师曾被叫做“看疯子的”。

61岁的马弘现在是北医六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和北大医学部的研究生导师，当了35年的精神科医生，她阅尽了现实中对精神病的种种歧视，以及病患自身摆脱不掉的羞耻感。

以下为马弘口述实录：

歧视

1983年我26岁，被分到安定医院精神科做住院医。当时我们家住二层，阳台也不封，周末回家我在阳台上就听见楼下一个人问我爸，马先生听说你家马弘分到安定医院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犯什么错误了？怎么会分到那个医院去了呢？

我爸说没有呀，马弘自己去的啊。那人说太奇怪了，马弘怎么会去那种医院呢？是不是学习不好？

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想，那是第一次觉得，呦，原来去精神病院还会被歧视，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犯错误或者学习不好才去，以前没想过这个事。因为我们家很多医生，没人对这个有歧视，我当精神科医生，我爸妈都挺高兴。

我当医生的第一年，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病人，生了个很好看的儿子，得了产后精神病，有一些暴力行为。这么多年我一共挨过3次打，第一次就是她抓我，她当时意识不是很清楚，医学上管这叫“激越”，抓住我手掰都掰不开，抠破了，她家人就觉得她疯了。

她公公来探望时问我，你觉得她好得了吗？对远期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也不能打包票嘛，就说恢复得还挺不错的，产后的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然后他跟我说，儿子要跟她离婚行不行？

我当时懵了，我说为什么要离婚？就因为她得了精神病住院了？他说，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怎么可以有精神病呢？我们家都是很好的人，儿媳妇有精神病那我们全家脸面全无，我们想跟她离了。我当时想这什么王八蛋，特别生气，我想方设法劝他，说这也得问你儿子啊。

那女人完成治疗后出院了，离没离我不知道。但这事对我打击挺大的，我觉得好辛苦，热情洋溢地跟你谈半天，都治好了，家里居然要离婚，我整个要崩溃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对这事印象特别深，觉得中国人对精神病简直不是一般的歧视。

我那会儿没想过一个精神病患者会给家属带来的负担，或者有这样一个病人，别人会歧视他们家。像这个女病人家，我当时对家属特不理解，觉得这家人特别坏。

但从有个患者自杀后，我开始不这么想了。那患者也是个女孩，犯起病来也非常激越，一点点小事都会吵啊闹啊，所以当时在病房里我们都不怎么喜欢她，都特别怕收她，因为她太闹腾了。

但最后她走的时候，相当冷静，写个条说她是自杀，跟别人无关。把自己衣服都收拾好了，自己能穿的都穿上了，剩下的外套、鞋跟袜子全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摆在柜子里。

她爸妈是南方人，都很瘦小，当时我看到她爸妈穿着那种老式的蓝色像中山装一样的衣服，弯着腰缩在墙角，坐那儿默默地哭。我觉得特别无力，最后他们要求我们帮她穿衣服嘛，他们不知道怎么弄这件事，当时就觉得这父母实在是太可怜了，治病如果单靠家属确实没有力量。

从那以后，我没有对病患父母那种很愤怒的心情了。在社会上对精神病这样的耻感环境下，家属肯定觉得他们家会被这么个精神病人拖向无底深渊，被社会所遗弃，而且也不觉得这个病会治好。

马弘

耻感

我们在谈论健康的时候，都特别耻于谈心理健康，会觉得我是不是心里软弱啊，我不坚强啊？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它跟高血压一样就是一种病，可以治的。但大家对这个疾病没有什么认识，耻感特别厉害。

有精神类疾病还不治的人太多了，我看门诊时碰到这样的病人会问，胳膊断了医生让你住院接，你接吗？他立马说接啊。我说要是没床了呢？他说想法找啊。我打个比方，如果你神经断了，功能受影响了，你接吗？他不说话了。我问住院吗？他说能不住吗？

说服他们承认有精神病就更难了。我曾经遇过一个病患家属，他自己是大医院里很棒的医生，我说他孩子有病，他直接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说我孩子有病，你拿出证据来，你给我摆在这。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你凭什么说我们有病？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卡在这个理化证据上。因为精神科本身不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不像诊断肿瘤可以拍片、做活检，我们惟一能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病的，是靠精神检查——就是医生跟人聊天，聊完了说他有病，他就有病，说他没病，他就没病。好多骗人的医院给你做什么脑神经涨落实验，全是扯淡呢，涨落就有精神病啊？

那回我跟他差不多说了两、三个小时，我说那你去找教科书，你孩子有其中哪些、哪些症状，全对上了，最后同意治疗了。

他女儿这种学生一般都是学业困难，上不了学，大家认为可能是抑郁，当你发现她不止抑郁，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家长就不接受了。

抑郁症还好一点，精神分裂症就更瞎了，那是精神病里最重的了，家属还是会说你没证据，凭什么说我孩子有精神分裂，哪分裂了？照这个CT都没毛病，哪分了？特别烦，真是没办法。

我以前年轻时候会直接告诉他们是精神分裂症，现在不说了，我们去年听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授说，他们在精神病发病的前两年，首发的青少年他们都不下诊断，不写这个人是精神分裂，但该怎么治还怎么治。因为这是个慢性疾病，你写这个诊断，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各种耻感的压力。我们现在就写个症状，比如说幻觉妄想状态，偏执状态，不写精神分裂这几个字了。

2000年，洛阳一个商场着大火，烧死了300多人。我们正经八百被卫计委派去做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卫计委的处长带着去，但当地政府不让我们接触遇难者家属，说家属有异议，我们只是家里孩子没了，我们也没得精神病，你们整一帮精神科大夫来什么意思？

特别可笑，我们成天待在酒店里，看着不断有“小姐”服务卡片从门缝里塞进来，憋屈死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能接触死难者家属的地方，在火葬场。那个挺恐怖的，一开门后面就是一具一具尸体，围广场绕一大圈，密集到担架就顶在门上，当时旁边是从上海调的几个大冰柜，因为尸体太多烧不过来啊。

家属一会儿哭倒一个，但我们只能看着也不能表露身份，因为这是当地政府给我们到现场的前提条件。提供点服务这么费劲。他们会说我们这遭了灾，老百姓没得精神病，没疯，疯了才找你们呢。

那时候国家对这块儿也不重视，经过几次在会上敦促这事，现在好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被写进“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各地心理干预救援队伍都已开始组建了，各地也会找我们过去做培训。

冷门

1983年我刚毕业的时候想选口腔科，我还蛮喜欢动手，妈妈就是口腔科医生，但她不建议我做这种器械的科室。她说你最好做内科，拿个听诊器，哪怕发配到山里也能为人民服务。这真是原话。我不喜欢做内科，每天去查房也好不了多少，会觉得特别着急。

后来我爸去找他一个中学同学，当时协和神经科主任谭明勋教授。谭教授说你家马弘适合做精神科，第一她爱说话；第二她看书特别多，精神科需要这些知识比较多的；第三就是精神科没人，她要做精神科很快就能出头，要是做内科，上面人太多，这辈子没有出头之日了。

听了这话，我特别高兴，因为实习的候也对精神科特别感兴趣，觉得病人特好玩儿。我从小喜欢看科幻类、探险的书，病人说的事也跟那些书上写的似的，什么拿着收音机探测思维呀，其实都是幻觉、妄想，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最近我就老想异度空间怎么回事，像哈利波特那样，穿一个墙过去看看。

我从没对患者产生过恐惧，我是好奇或兴奋超过不安的人，但更多的还是无力感。我之前到县一级的精神病院去，那里慢性患者很多，还有流浪的三无患者。他们出不去也没人接，空间也比较狭小，年纪从中年到青年，就困在房间里的那张床上。

看了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无能为力，除了把他们治好，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带出去。

选科那会儿我不知道精神科特别冷门，2003年的一项调查才发现，全国有37个市都没有精神病院。2000年开全国大会的时候，是1.6万名精神科医生，我这有中国精神卫生的官方数据，到2016年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是30051人。

1988年时候我在北医精研所，那会儿门诊有8个诊室，但就3、5个医生，门诊量不到100，到下午没什么病人了，我们就聚在护士站聊天、嗑瓜子，很轻松。

后来因为医保改革，以及人们意识的转变，慢慢门诊量上100了、200了，现在我们六院门诊量日均1600吧，好多医生上门诊上得都焦虑了，从12点半说话说到下午5点半，一点都不带停的。

我中间也动摇过，八几年市场经济潮的时候，大家都跑海南发财去了。我们精神科也有人跳槽，因为那个时候职业前景不明朗，挣钱也少。

有一次我跟我们医院两位专家一起出差，我说不太想干了，那么多人都去下海挣钱，咱们医院收入那么少，我觉得这个劳动太不值钱了。我女儿学琴，调琴的老师来一下都得40块钱，那会儿40块钱很多了，我还得管她饭。我看个病才8毛钱挂号费，我问了，花一万块钱就能学调琴，很快就能成万元户了。

那专家说，中国能调琴的人肯定特别多，但像你这样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生，连2000都不到。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这样的能排进全国2000？他说当然能了，我说那我不走了，我想起谭教授说的，我在这个科能出头。

后来过了好多年，我又问那个专家，那会儿你说我前2000，现在呢？他说，你现在前200了。那我更不走了。

精神卫生领域空白的地儿太多了，你随便捡个地儿就能填个空。像咱们国家之前都没有一个机构负责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的宣传，今年4月14号医师协会下面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心理健康宣教组我做组长，做一些科普和正向的宣传，主要是消除社会偏见和误解。

除了自上而下的引导，好多患者也挺顽强的，自己一边吃药打针，一边还在努力工作学习照顾家人。就好像残疾人，少了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你也不能说这人就是废了。精神病也一样，是病，就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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