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常说的「服从性测试」,通常指一个人故意提出一些要求,看看对方会不会听自己的,再根据对方的反应判断以后可以控制到什么程度。
但严格来说,「服从性测试」并不是心理学中一个有明确诊断标准的概念。
一个人让我们换件衣服、早点回家、少跟某个朋友联系,甚至提出一个有些无理的小要求,都不能单独证明ta在「测试服从性」。
亲密关系本来就包含大量请求、妥协和相互影响。有时候,对方只是希望自己的需求被照顾,有时候则可能真的比较不擅长表达。
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这个要求到底有多过分。
01
最重要的不是要求本身,
而是我们能不能拒绝?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effect)。
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已经答应过一个较小的请求之后,之后答应更大请求的概率可能随之提高。
几十年的研究认为,自我知觉、承诺、一致性需要等多种机制,都可能参与这个过程(Freedman & Fraser, 1966; Burger, 1999)。
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偷换概念的地方。
「先答应一个小要求,之后更容易答应大要求」是一种心理效应,并不能反过来证明每一个提出小要求的人都在有意识地操纵我们。
所以,仅仅因为对方先让我们做了一件小事,后来又提出另一件事,并不足以判断ta在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
真正更有辨识度的线索,出现在我们说「不」以后。
健康的关系当然也会因为被拒绝而失望。对方可能问原因,可能争取一下,也可能需要讨论新的解决办法。但与此同时,拒绝本身仍然是被承认的。
控制性的关系则常常不一样。
拒绝一件事,会被迅速转换成一场审判:
「这么一点事情都不愿意为我做吗?」
「如果真的在乎我,为什么不能答应?」
「算了,以后我也不会为我们做什么了。」
甚至可能出现冷淡、撤回亲密、持续施压、羞辱或惩罚。
关系研究把其中一种方式称为「条件性负面关注」(conditional negative regard)。
它指的是当伴侣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时,通过减少温暖、爱意、关注或肯定,推动对方重新服从自己的期待。
研究发现,这种模式和更低的关系满意度、更大的压力,以及自主感受损有关(Kanat-Maymon et al., 2017; Cournoyer et al., 2021)。
这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拒绝的成本。
我们理论上仍然可以说「不」,但每一次说「不」,都需要支付情绪代价、关系代价,甚至安全代价。
慢慢地,我们可能不是因为认同对方才答应,而是为了避免之后那些更麻烦的事情。
所以判断一件事是不是正在向「服从」滑过去,看的是当我们拒绝ta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承担「这件事没有达成一致」的后果,还是还要承担「没有服从ta」的后果?
后者需要警惕。
02
为什么有些要求明明很小,
却还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还有一种情况更加隐蔽,那就是每一件事情单独拿出来,好像都没有严重到哪里去。
拿恋爱关系举例,一开始对方只是希望我们到了家发消息,后来开始要求随时汇报去了哪里,再后来,因为「反正都已经说了」,又要求我们告诉ta和谁在一起,又过一段时间,ta开始对某些朋友发表意见,希望我们减少联系……
任何一步单独拿出来,好像都可以找到一个合理解释,问题在于,我们的边界一直在被侵犯。
经典的连续请求研究发现,已经完成一次较小的请求,确实可能增加之后接受更大请求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这个效应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中都会稳定出现,所以不能简单理解成一种万能操纵术(Burger, 1999; Pascual & Guéguen, 2005)。
但放到关系里,一次让步很容易逐渐变成下一次要求的理由。
「以前不是都可以吗?」
「以前都会告诉我,为什么现在突然不能说?」
「之前都已经看过手机了,现在为什么不给看?」
原本的问题应该是「这一次我愿不愿意」,后来却变成了「既然以前愿意,为什么现在有资格反悔」。
这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尊重边界时非常重要的地方:真正的边界永远允许重新协商。
我们今天愿意分享手机密码,并不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手机隐私。以前愿意每天报备,并不意味着以后没有资格觉得这种方式令人疲惫。恋爱早期为了照顾对方做出的退让,也不等于自动签署了一份永久协议。
如果每一次曾经的妥协,最终都会变成下一次要求我们的筹码,那么问题已经不只是某一件小事,而开始变成一种关系规则。
03
真正危险的不是「被要求做事」,
而是逐渐不允许我们拥有独立意志
关于关系中的「强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研究并不只是关注一个人究竟做过哪些具体行为,还包括这些行为组合起来之后,是否逐渐缩小了另一个人的自主空间。
研究对强制控制的定义并不完全统一,但长期反复出现的几个特征包括限制自主选择、通过威胁或潜在后果维持控制、监控、孤立,以及对日常生活进行越来越细致的管理(Hamberger et al., 2017)。
2025年一项整合31项质性研究的系统综述也发现,在经历强制控制的女性叙述中,反复出现的并不仅仅是某一种攻击行为,而是越来越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以及长期生活在「如果不照做会发生什么」的不确定和担忧中(Choudhury et al., 2025)。
我们是不是开始越来越少问自己「我想不想这样做」,越来越多问自己「如果不这样做,ta会怎么样」。
因此,如果怀疑一段关系中存在所谓的「服从性测试」,与其努力猜测对方脑子里究竟有没有一个操控计划,不如观察三个更具体的方面:
三个更加具体的方面是:
第一,我们说「不」之后,对方是否仍然承认我们有拒绝的权利。
第二,一次妥协之后,这件事情是否真正结束,还是它会变成下一次要求的依据。
第三,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对方把这理解为两个平等的人需要协商,还是把它理解成我们在「反抗」「不听话」「不给面子」。
这三个问题,比判断某一句话是不是套路,要可靠得多,因为它们看的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段关系里的权力如何运作。
当然,这里也需要避免另一个极端。
一个伴侣偶尔因为被拒绝而失望,情绪不好,甚至说了一句并不成熟的话,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强制控制。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稳定、反复出现的模式,以及我们的自主空间是否因此越来越狭窄。
如果一段关系已经发展到频繁检查通讯、限制社交和工作、控制金钱、威胁、羞辱,或者让我们开始害怕拒绝之后的后果,那么问题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普通的沟通摩擦。
强制控制与抑郁、创伤后应激症状等心理困扰存在中等程度关联,而针对亲密关系暴力经历者的心理和社会心理干预,也有证据显示可以帮助改善心理健康、自我效能和重新获得自主感(Lohmann et al., 2024; Micklitz et al., 2024)。
如果你想寻找一名咨询师,目的也并不只是为了判断「ta到底是不是一个坏人」。
更重要的工作往往是重新厘清,哪些选择真的是自己愿意做出的,哪些选择只是为了避免某种后果。
作者/小樋山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参考文献
Burger, J. M. (1999). The foot-in-the-door compliance procedure: A multiple-process analysis and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4), 303–325.
Choudhury, A. A., Martland, N., & Luzon, O. (2025). Women’s experiences of coercive control in intimate partner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Cournoyer, A., Laurin, J. C., Daspe, M.-È., Laniel, S., & Huppé, A.-S. (2021). Conditional regard, stress, and dyadic adjustment in primiparous couples: A dyadic analysi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8(5).
Freedman, J. L., & Fraser, S. C. (1966). Compliance without pressure: The foot-in-the-door techniqu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195–202.
Hamberger, L. K., Larsen, S. E., & Lehrner, A. (2017). Coercive control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37, 1–11.
Kanat-Maymon, Y., Argaman, Y., & Roth, G. (201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nditional regard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 daily diary stud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1), 27–35.
Lohmann, S., Cowlishaw, S., Ney, L., O’Donnell, M., & Felmingham, K. (2024). The trauma and mental health impacts of coercive contro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5(1), 630–647.
Micklitz, H. M., Glass, C. M., Bengel, J., & Sander, L. B. (2024). Efficacy of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5(2), 1000–1017.
Pascual, A., & Guéguen, N. (2005). Foot-in-the-door and door-in-the-face: A comparative meta-analytic study. Psychological Reports, 96(1),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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