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该“怜”还是该“恨”？

杀人犯的心理需不需要被大众理解？你认不认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句话？杀人犯的家庭，要对他的罪行负责吗？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是否一定就要被管制？如何做到既防止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又不损害精神病人自身的权利？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在和精神病人相处的时候，是提高警惕另眼相看，还是平等对待？大众知情权和被报道人隐私权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怎么看待键盘侠以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为什么网络舆论总是充满戾气？网络民意是真正的民意吗？这些问题在短短十集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逐一展现，引起了广泛讨论。

——导言

01 为何称其为台剧之光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在2019年引起广泛讨论的台湾电视剧，该剧讲述了在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

为了写剧本，编剧吕莳媛花了两年时间做各种调查，遍访新闻界、法律界、医务界，而这样高质量的剧本，使得主创们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主演之一的吴慷仁，饰演人权律师，剧里的工作是专门为死刑犯辩护，反对死刑，而吴慷仁自己却是支持死刑的。

如此反差，和当今盛行的以立场为旗冲锋陷阵的网络厮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个个调皮昵称的背后，人们默不作声地达成讨伐共识，痛心疾首，用键盘高声疾呼，画面像极了中世纪公开绞杀罪犯的刑场。

较为难得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有刻意地引导观众接受某一结论，而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判断。导演也直言，“我们没有偏颇任何人，你要认同谁，你自己决定”。

02 如何看待精神障碍杀人犯

导演梦破碎而郁郁不得志的应思聪，因为闯进幼儿园“拍戏”被当成变态，而后才在医院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这一在至亲看来难以置信的诊断也是后来一系列戏剧冲突的前提。

思觉失调又称统合失调、调弦症，俗称精神分裂，是一种思维、情感、感觉与现实脱离的精神状态，可导致认知退化，多见于15~25岁左右的青少年。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思觉失调会进一步发展成多种精神病。常见的思觉失调症状有：思想及言语紊乱、妄想和幻觉。

文字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于常人而言，精神分裂却仍然是超越想象、恶魔一样的存在。不同于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得到正视的抑郁症、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没有如此好运，而是依旧停留在污名化的阶段，人们习惯性地将“精神分裂”“精神病”用作骂人的脏话，而精神病院也似乎蒙上了近乎太平间的阴森气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晓明，一个反社会人格的杀人犯，也自然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发泄愤怒的活靶子。人们过激的言论，无不叫嚣着血债血偿，不容迟缓：

“这样的人不配活着”、“受害者做错了什么”、“一定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涨潮一样的舆论攻击中，任何中立的言论只要为杀人犯多说一个字，就会被打成“没有良心”、“和杀人犯一样”。杀人犯的辩护律师自然而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如果说被扔大白菜还算能够想象，看到律师被身浇一桶屎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群众愤怒的疯狂。、

剧中自始至终也没有点明李晓明是否患有某种心理疾病，而是通过应思聪这条线来旁敲侧击，将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搬上荧幕。

正常人始终无法得知精神分裂患者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只能用想象去假设，用想象去推测。

03 该“怜”还是该“恨”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这是应思聪发出的疑问。

“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这是李晓明随机杀人案受害者母亲宋乔安对李晓明妹妹的。

并无直接相关的两条故事线中，可以看到站在两边的人都很痛苦，但是却促成了了非常强烈的仇恨，这种仇恨使得双方在“害人”和“无辜”中各执一词，针锋相对。

信息超负荷的如今，精神病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人们常常看到某某罪犯辩护律师提出精神疾病证明以期缓刑的案例。于是，在易得性启发的作用下，人们会将一个典型案例当作后续案例的参考，“不要拿精神病当借口”、“现在只要说一句精神病就能逃避法律惩戒了吗”，人们开始在密集的社会负面新闻中积攒愤怒。而这种愤怒的情绪终有一天会耗竭，人们也会在新闻媒体的故事中逐渐失去信任，“放弃”了。

在西方社会，恐怖分子为报复社会随机杀人的案件更为常见，他们当中很多人抱有“人类是罪恶的，不配被拯救，只有杀光人类回到原始社会才是唯一解决方法”的观点。有意思的是，这种“放弃”与在社会新闻中愤怒被耗竭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性。

社交媒体上，明星们公开患有抑郁症、躁郁症已经不足为奇，而这其中往往真假难辨，处于信息接收末端的大众很自然会产生疑问：这些精神障碍已经成了夺人眼球骗取关注的噱头了吗？好比听腻了数次“狼来了”的呼号的村民，人们的同情心在逐渐衰减。

在双方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恨”要比“怜”来得更为“正确”。

人们对错误的憎恨鲜有愧疚感，而对错误的怜悯深感丢人。

可以说，新闻媒体在其中起了引导发展方向的作用。一方面，新闻媒体是传播知识、增进了解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正是新闻媒体点燃了仇恨的导火线，在舆论骂战中坐享其成。

我们永远也无法对不了解的事物评判对错，也无法在重包装下辨认事实最初的样子。而似乎观点本身的辩证性已经被大众抛掷脑后，情绪与态度成了驱动人们交流的唯一动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怜”与“恨”就像两个宿敌，是体育竞赛中互相看不惯的对手，聚集了两群为之呐喊申诉的粉丝，毫无和解的势头。

04 批判，但绝不能丢弃同情心

或许过去事实如何早已不重要，当前的切身利益才是关注中心。我们可以选择某一观点，捍卫某一真理，我们也不可避免地站在偏向的立场上，不可避免地做了回道德批判者。

但是，污名化某一群体，也是在变相地拿起杀人的刀。正如李晓明的妹妹在剧中所说：

“你们拿被你们自己践踏的媒体权，任意断定人，观众只有七岁智商。所以可以怪老板，怪收视率，怪观众，怪环境。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

烟火一样的情绪发泄过后，也是时候拾起刻意忽视的同情心，给自己一些冷静思考的时间，去消化这些透支注意力的信息。我们或许永远也不能理解精神病人的世界，但是人类的苦痛都是相通的，我们都在各自生活的重担下负重前行，如此想来，比起漫无目的地任内心的愤怒横冲直撞，不如将视线从远方、从屏幕里收回来，看看周围，看看附近，做一点实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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