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郁症患者的两极人生

1995年的一个冬日，24岁的北京人陈阳被两名同事“押”上了从深圳回京的飞机。

置身于三万英尺的高空，除了发动机的轰鸣，陈阳听不见任何声音。不安和焦虑一点点侵袭了他，憋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使出全身的劲儿朝舷窗大喊。

同事们并不意外。此前，他在深圳的公司里雄心勃勃地说自己“发现了不得了的新定律”“该得诺贝尔奖了”。

飞机一落地，陈阳就被父母带到了北京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之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确诊为“躁郁症”。

躁郁症学名“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一样，是心境障碍的一种。所谓“双相”，是指患者的心境会在两种极端状态下波动——时而登上躁狂的高峰，时而陷入抑郁的低谷。

在中国，像陈阳一样的躁郁症患者约有700万。

情绪上的过山车

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缺乏认知，经常把患者称为“神经病”。“说你有神经病，那不就是句骂人的话吗？”陈阳现在的妻子燕子说。

燕子也是躁郁症患者，并因此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来才找到陈阳。燕子第一次发作是1990年夏天，刚生完孩子，她就有了产后抑郁。

原本活泼外向的人突然安静下来，每天躺在床上发呆，不吃不喝，十天半月才洗一次澡。亲友同事前来探望一律不见，连看见孩子都觉得“烦死了”。

孩子奶奶看不惯，抱着孩子在旁边挖苦：“你看看你妈，成天睡，也不起来。”谁也没认为这是病。

过了两三个月，燕子的“懒”病一下好了。半夜两点多就醒，打了鸡血一样跑到厨房里擦洗抽油烟机。燕子的母亲起床上厕所，看见她吭哧吭哧干活，不明所以。“你看我，好了，可爱干活儿了。”说话时，燕子头也没抬。

那之后，燕子每天都有使不完的精力。儿子没用的纸尿裤被她一遍又一遍地叠，方方正正摞一排；在菜市场气冲冲地为陌生人打抱不平，把周围的人都吓跑了；一跟人聊天就收不住，说到嘴角冒白沫还停不下来……

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她只顾享受那种被抛到高空的快感，察觉不出任何问题。直到有同事建议她到医院看看，她才知道自己得了躁郁症。

反映躁郁症患者状态的漫画。图片来自网络

燕子的症状，正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其中指出，患者躁狂发作时，会出现睡眠减少、活动及言语增多、思维奔逸、自我评价过高等症状；抑郁发作时，则会丧失兴趣和愉悦感、精力不济、有自伤或自杀倾向。

“躁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很低”，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病房主任陈林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人会把抑郁或躁狂发作当成单纯的“情绪问题”，不会重视。现有研究显示，当人们首次出现抑郁或躁狂症状发作后，平均要滞后8年才能首次被诊断为患有双相障碍、得到治疗。

生药学硕士杨晓宇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上大三时，他因为用兔子做生理解剖实验，听到兔子“凄厉得像从地狱里传出来的鬼叫”一般的声音，陷入伦理困境，开始抑郁。

但没过多久，他躁狂的一面显现出来：疯狂购物，买下7800元的电脑眼睛都没眨一下；动作幅度越来越大，一学期内打破几十个开水瓶。

尽管学的是与医学相关的专业，杨晓宇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躁郁症。直到三年后，在病友的点拨下，他才最终确诊。

燕子、陈阳和杨晓宇都想不明白，自己活得好好的，怎么就摊上了这种病？

“一般来说，精神科的疾病是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共同起作用”，陈林告诉记者，“而躁郁症发病，生物因素非常重要，有研究称，遗传因素在所有病因中的比例占到了85%。”

因为是被领养的孩子，燕子不知道家族里有没有精神疾病史。陈阳却从小就知道，家里有两位亲戚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己病发后，一直没敢要孩子。

杨晓宇的大姨也患有和躁郁症类似的精神疾病。

上世纪90年代，大姨常穿着像海南岛服一样的衣服在镇上走，人人都盯着她看，还在上小学的杨晓宇很困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2006年，杨晓宇开始发病，他终于理解了大姨怪异的行为，因为他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怪物”。

“自杀风险高过抑郁症”

被确诊为躁郁症后，燕子从医院领回一堆药：稳定情绪要吃碳酸锂，抑郁要吃阿米替林；阿米替林可能造成锥体外系疾病，要吃安坦预防……

药的用法用量十分讲究，一方面治疗躁狂或抑郁，一方面防治副作用，另一方面还要让患者保持情绪上的平衡稳定。“不能摁下葫芦浮起瓢。（否则）把躁狂压下去，一下压到抑郁那边去了。”陈林说。

燕子非常抗拒吃药，每次都随便吃几颗应付家人。只几天的工夫，她就动不了了，全身僵直，鞋都穿不上，说话痉挛似的。

医生一看，这是典型的锥体外系问题，燕子肯定没吃安坦。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躁郁症很难治愈，一旦发作，必须靠药物把病压下去。抱着侥幸心理，燕子自作主张停过几次药，每次都不可避免地复发了。“一复发原来的药就起不了作用了，必须得换新药，特别麻烦。”从那以后，燕子再也不敢怠慢。

陈阳也自己减过药，“用手术刀把药片切十六分之一下来吃”。和燕子一样，他也复发了，而且后果更为严重——陈阳陆续出现了幻听、幻视：“以前的一个同事老在我耳边说话”“有人把手插进了我的脑袋里，不停地搅动，后来又踩在了我肩膀上，特别累，特别疼”。

陈阳每晚要吃的药。受访者供图

2012年秋天，陈阳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趁着燕子在外地出差，第一次选择了自杀。

陈阳吞了三四瓶抗精神病的药物，幸好被母亲及时发现，送到了北医三院。

陈阳在医院住了没几天，脑子一浑，从医院跑了，鞋都没穿。整整一夜，他从塔院走到了右安门。第二天一早清醒了，才从路边的小卖部借来电话，联系上家人。

燕子和婆婆来接他时，陈阳站在马路边向她们挥手。“走了一晚上，袜子都黏脚上了。”

令燕子没想到的是，这次治疗一年后，陈阳又用刀片抹了两次脖子。一次是他出门买装修材料，一次是他下楼遛狗，幸运的是，陈阳两次自杀都没伤到动脉。靠着燕子，他从死神手里把命捡了回来。“（去医院）两次都是同一个大夫，他还说呢，‘怎么没到一个月又来啦？’”

尽管燕子特意找来了整容科的医生为陈阳缝合，但三四年过去了，两道疤依然显眼，在他黝黑的皮肤上泛着白。

陈林说，像陈阳这样的情况，已经进入了躁狂的最晚期阶段：头脑混乱、妄想症、幻觉和严重的焦虑。“所以，躁郁症是一种自杀风险非常高的疾病，甚至要高过抑郁症。”

 “有人说，他们精神有问题”

自从20多年前查出躁郁症，陈阳就从深圳的公司辞职；2011年，又与前妻分手。此后，他每复发一次就辞职一次，等病情稳定了再换一家新公司，外企、私企、国企全都干遍了。

他很忌讳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病，不愿受到特殊照顾，更不愿因为疾病遭人白眼。“那个时候心气儿特别强，我病了都不用靠你们。”

燕子的单位里，也有人偷偷议论，说她“精神有问题”。前夫也不愿陪她看病，每次都是她一个人去就医。2010年，她和前夫离了婚。

在躁郁症患者的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歧视的情况并不稀罕。许多病人和家属都想掩盖患病的事实，生怕被人另眼相看。

研究生毕业后，杨晓宇在一所高校当老师。他鲜少对人提起自己的病，“说了也没用，他们不会懂。”他还记得第一次发病后，一出院，母亲就把病历本烧了，不想他再和“精神病”三个字有任何瓜葛。

林子芳的儿子也有躁郁症，五年前第一次躁狂发作，天天说自己是“救世主”“要主宰世界”“包里有炸药”，把家人吓坏了。

她听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电影《一念无明》里，男主黄世东是一名典型的躁郁症患者，因为躁狂复发，他一个人在超市大口大口地吞咽黑巧克力。这一场景被路人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邻居看到了，纷纷要求他和父亲搬离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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