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标题就知道，这将是一个沉重且急需关注的社会现象。

 

一、NSSI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成因

先来看一组数据：

国外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约1~4%的成年人和13~23%的青少年在其生活中的某个阶段报告过NSSI史，青少年是非自杀性自伤的高发人群。

什么是NSSI？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一种不以自杀为目的，直接、故意损伤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如割伤、咬伤、敲打头部、故意鲁莽行事等。这种行为不被社会认可，具有反复性、蓄意性、间断性等特点。NSSI不仅对青少年的躯体造成伤害，还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心理。

NSSI的几个特点：

• 往往始于青少年早期，（13-15岁），女性自残率略高（暂无明确数据）

• 进入成年期后，行为会减少

• 我国中学生NSSI行为的检出率高达27.4%（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有过NSSI行为）

• 有些患者将自伤看成是积极性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救或者缓解情绪的行为，所以很少寻求帮助和咨询。

（韩阿珠等、中国大陆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流行特征的META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17.38(11）:1165-1170)

NSSI会出现的12中行为：

我们看到割伤的情况是最常见的，如果没收刀具类，他们其次会选择用指甲抓伤自己，击打自己头部。甚至对一些快愈合的伤口进行二次损伤，让伤口持续出血，等行为

NSSI之前并未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单独诊断。在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将NSSI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诊断草案：

• 在过去一年中，有超过5天的故意伤害自己（尤其是伤害自己身体的表面），引起流血、挫伤、疼痛等；期望可以导致轻到中度身体上的损伤，但并无想死的念头。

• 个体伤害自己的目的可能有：

1. 缓解消极的情感及认知状态

2. 试图解决人际间的困境

3. 诱导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

• 故意自伤至少与一下一种情况相关联：

1. 人际间的冲突或者消极情感及思维，比如抑郁、焦虑、紧张、愤怒、悲痛、或者自我惩罚，这些状况往往咸鱼自伤行为

2. 在行动之前，有段时间一直在考虑难以控制的故意自伤行为

3. 及时没有采取行为，也一直在频繁考虑自伤行为

• 该行为并非社会因素引起，如纹身、体环、宗教或文化管理；另咬甲癖以及揭疤癖并非NSSI

• 该行为或该行为带来的后果引起临床上的显著痛苦，损害了正常的人际、学业或者别的重要社会功能

• 该行为不能有其他疾病或药物所解释

NSSI的形成原因

易感特质：

• 人格特质：人的气质是天生的，NSSI换着更具有神经质特征，情绪调节策略有限、情绪反应不被接受、冲动控制困难和目标导向行为困难。NSSI换着遇到问题时更多采用自责等小姐应对方式，尤其是女性。在我之前的文章有提到，女性患有心理疾病的概念较高，但是男性的恶性程度更高。

• 精神健康问题：NSSI常常与其他精神障碍合并并发。

刺激因素：

• 家庭功能不佳：早期父母的缺位和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严厉惩罚等不良教育方式；紧张、压抑、冲突等不良家庭氛围；离异复杂家庭模式等。家庭功能不佳会增加NSSI风险，家庭功能通过情绪调节以及应激性生活事件与NSSI间接相关。

• 同伴影响：在《大众心理学系列》中，我们看到通同伴的社会行为模式会相互影响，在每一次同伴社交中，我们会习得不同的反应策略。其中，同伴拒绝、社交排斥和孤立、校园欺凌更能预测随后的NSSI冲动；NSSI具有明显的“传染效应”，就是当班里有同学发生NSSI行为，就会有他人效仿。如果暴露于NSSI环境中，是青少年参与NSSI和自杀行为的潜在危险因素。

• 应激性事件:在青少年中，负性生活事件、童年创伤、校园欺凌、压力事件等是影响NSSI的风险因素。

神经生物学看NSSI：

• NSSI患者的阿片类系统假说：皮质醇的水平会影响人的压力感知，而过多的压力就会抑制内啡肽的水平。而内啡肽是一种自我疗愈剂，当我们身体受伤时，内啡肽会起到镇痛的作用。所以NSSI患者通过自我损伤来调用内啡肽的生成，引起兴奋感，进而带来满足感。这就又催生了多巴胺的分泌，导致成瘾性行为。

• NSSI患者的疼痛加工：机体对疼痛的敏感度会逐渐降低，耐受性增强。所以我们会看到NSSI患者的伤口会越来越深，频率越来越高。

• NSSI患者的奖赏环路：NSSI使原有的负性情绪和麻木感得到缓解，增加了下次NSSI行为实施的动机，这是负强化机制；NSSI后体验到疼痛、放松或愉悦，增加患者再次实施NSSI的渴求，这是正强化机制。在正、负强化机制的驱使下，换着反复实施NSSI.

NSSI本身没有针对的药物，目前只能对共病下的其他精神障碍行为药物处理。

而心理治疗可用于青少年NSSI，其中DBT（辩证行为疗法）和CBT（认知行为疗法）、以及情绪调节团队治疗较为有效。

从本质来看，NSSI的患者遇到的最大的阻碍是缺乏社会支持，缺乏与外界的链接，甚至包括与自我的链接。他们无法可能尝试过去交流，但是可能得到回应并不是他们期待的。从而一次次的失望后失去了对外求助的动力，而持续的NSSI的行为导致的耐受性，让他们自己也很难感知自我，形成抒情障碍。

从学校看，老师和院校更希望的是息事宁人，也不排斥很多其他人情世故的因素。只要问题没有非常严重，老师的调解往往只能治标不治本。能看到并处理问题，已经是不错的处理方式，可往往学校的欺凌、霸凌是在悄无声息的状态下发生的。受欺凌的孩子往往不愿意告诉老师和父母，因为担心二次报复。而最可气的是，告诉父母和老师后，原本的受害者被当做问题的源头被问责。

比如父母会说：

“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

“你不会反击吗？”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不告诉老师？”

在我的个案经历中有听到过这些例子：

1、老师主观孤立，并要求班里某些孩子不与这个孩子玩耍。

2、有孩子被欺凌后反击，反被当做肇事者惩罚、甚至劝退。

3、并不是所有的欺凌都由差生引起。如班长常年不收某位同学的作业。

即便父母积极应对，很多时候也未必能得到合理的处理，应激性事件往往可能已经产生。

 

二、所以这又带出我们下个话题：校园欺凌

2024年上半年最大的校园欺凌时间莫过于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其社会影响性极大。我们往往容易关注某些典型事件，但忽视了一次极大恶性事件背后是多少件轻微和未遂的事件的堆叠。这就是海因里希法则：

数据背后的惨痛事实：

1：29 : 300，邯郸事件预示着其背后有着29件轻伤霸凌和300件未遂欺凌事件。

而全球约1/3的儿童遭受过校园欺凌。（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

中国校园欺凌发生率约为20%。（数据来源：尚东师范大学张文新教授课题组2021；华东师范大学刘俊升教授课题组2024）

我们前面提到孩子并不愿意或不敢想成人报告欺凌经历

• 告诉老师：50%小学生；28%中学生；

• 告诉父母：66%小学生；47%中学生；

• 告诉朋友：59%小学生；65%中学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年龄越大，越不愿意和成人沟通，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孩子不愿意告诉父母。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告诉同伴的指数会增长，这与青春期孩子更看重同龄人关注度有关。

那反观成年人对欺凌事件的知晓程度如何？

• 在遭受欺凌的孩子中，仅有27.2%的家长怀疑或者发现孩子曾遭受欺凌。

• 在欺凌他人的孩子中，仅有7.1%的家长怀疑或者发现孩子曾欺凌过他人。

正如我前面举例的班长欺凌某个同学，长时间不收取对方作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凌。但是作为家长和老师真的很难识别这种欺凌行为。

如何区分欺凌和打闹

成年人在对待打闹和欺凌问题上需要客观冷静，切勿上纲上线。如：要求院校以欺凌来处罚；用欺凌的手段报复对方孩子。

所以，力量不均衡，重复发生，有故意伤害性的行为，是界定校园欺凌的三个核心特征。

而欺凌的形式不只是停留在肢体的冲突。

1. 语言的攻击

2. 物理性攻击

3. 网络暴力

4. 社交排斥

以上四种形式是构成校园欺凌的主要方式。

在之前的《大众心理学》里，我们知道有五种社会行为：受欢迎的；被拒绝的；被忽略的；有争议；普通的，几类孩子。不同的的校园环境中又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欺凌不只出现于校园关系的中下层，往往高分层也存在非物理性的欺凌显现。

在整个欺凌事件中，每一个角色都会对受欺凌者带来重大的创伤。

欺凌者：不言而喻。但是这里补充一句，欺凌者本身可能也是有创伤的，主要来自不和谐的家庭关系。

协助者：比如控制住受欺凌者；把风；语言攻击或不时的物理攻击。

在我们咨询工作中，曾受到过欺凌的孩子在回忆欺凌事件时，虽然对欺凌者表示痛恨外，有时也会表示无奈和理解。他们被权利支配，恐惧。因此，他们更多承受的是生理上的疼痛，而往往是另外的两个群体给受欺凌者带来的伤害会更大。

煽风点火者：这些不嫌事大的孩子就像看马戏团表演一样的在旁边“呐喊助威”，他们会说“上呀，怂什么”“打他”“还击”。《乌合之众》里提到，杀死法国皇帝的刽子手，原本只是附近一个卖肉的，跑去大教堂凑热闹，结果在众人的言语和情绪中成为了刽子手。受欺凌者会被冠以LOSER；怂包；弱者的标签。甚至在煽风者的怂恿下，任何一方都可能做出更为严重的过激行为。

置身事外者：是不是旁观者对受欺凌者照成的伤害就会少一点？未必。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那么他们就不是欺凌行为的一部分。但那是错误的。当旁观者会让受欺凌者感到无助，甚至绝望。如果在旁观者里还有一些他自认重视的人，给受欺凌者带来的创伤可能比欺凌者的物理攻击更具影响力。

保护者：总会有一道光闪耀在我们身边，无论那道光有多微弱。只要在欺凌期间，有人愿意站出来制止，无论是行为还是语言上，都有概率降低欺凌的升级。

校园欺凌的危害：

受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带来严重的情绪问题；很难适应学校，学业受挫；更可能产生反社会行为。因此我们在很多国内外的恶性反社会事件中看到，施暴者基本不会是曾今的欺凌者，而是那些曾经的受欺凌者。

欺凌者：他们的情绪很难被控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不爱好学习，学业问题；同伴关系紧张，导致社会关系混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旁观者：不安全感，不良榜样的模仿；内疚和价值观的扭曲。

家庭、学校和社会：经济和财产负担；声誉受损。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不管是责任主体是哪边，但是学校显然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场所，也是防治的重要抓手。但学校的防治手段较为单一和滞后，除了严惩恶性事件外，并没有太多有效的预防工作。任重而道远，国家也自2016年和2020年出台了响应的关于校园欺凌事件的法律文献。而对于学校的防治工作流程也在不断完善和总结。

学校是小的社会群体，同样由复杂的个体组成了一个个复杂的校园团体。青少年面对的问题需要放在特别情况下做特别处理。而防治不仅仅是学校这个重要的场所需要完善，更是每一个家庭需要真正关注的事。

欺凌萌芽的发现：

生理变化：

• 学生身体上有难以解释的伤口（划伤、淤青）

• 学生突然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反常表现

• 学生突然表示有胃疼、头疼等疼痛情况

• 学生经常做噩梦，睡眠质量下降

心理变化：

• 学生常常情绪低落，少言寡语

• 学生情绪上显得焦虑、胆小

• 学生害怕去某些场所（厕所、校园某些角落）

• 学生出现抑郁甚至自杀倾向，包括NSSI

 

三、幸福家庭的三角关系

正如前面提到，学校是小的社会群体，而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一个正常的家庭结构就是由一个三角形构成。

三种主要关系：

夫妻关系：横向的平等互动关系，家庭结构的主轴

亲子关系：上下互动的关系

同胞关系：平行互动关系（独生子女家庭缺少这一关系）

在结构家庭治疗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多边结盟。而这个边就是在处理夫妻、父子和母子、同胞间的关系。一个稳定的三角构成了核心家庭，而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结构是主杆家庭，也就是和长辈共同生活的家庭形式，这时候又会增加新的多边结构。

好的三角关系可以为家庭和孩子增力，而坏的三角关系则会给家庭和孩子减力。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角色需要承担自己角色的责任，而在中国家庭关系中，不是父亲的缺位就是母亲的缺位，甚至“留守儿童”双缺位现象也是非常常见。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孩子在青春期前还是会对权威有较高的认同感。特别是对父母的权威，他们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而进入青春期则开始对同龄人有更多认同感，并对父母产生排斥。所以在当代家庭教育中，已经不单是家长对子女单向输出，而是包含付清、母亲和孩子三者相互影响、共同成长的过程。

可问题往往是父母带着过去的教育经验，甚至是上一代的教育经验在对全新的社会文化和全球化在进行家庭教育。我们不断的要求孩子需要发展、进步和改变，而自己却一直在原地固步自封。

严重的缺位现象也是导致孩子在青春期前，在重视父母认同期间没有得到或者感受不到父母关爱而形成的创伤体验。

三种关系导出三种教育类型：“亲职教育”、“子职教育”、“配偶教育”。

亲职教育：就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通过加强或改变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

其一，改变父母各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对学校的评价标准、对教师期望以及对子女的成就期望等；

其二，获得并掌握抚养和教育子女的知识与技能；

其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更新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理念等。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所有父母的理想。也因为这样的预设让很多父母忽视了孩子自身的实际发展。也正因为这样的期望，让家庭中总会出现一位过分焦虑的家长。这个角色往往是会是母亲，因为社会分工，母亲更容易承担孩子学校辅导的任务。

“焦虑的妈”

1. 焦虑妈妈眼里只有问题。孩子的爱好和学习的能力各有千秋。即便孩子成绩优异，焦虑妈妈也会有更严厉的要求。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案例：“我数学考的不错，但是我妈让我不要骄傲，这是你应该的”“我这次考了98分，但我妈就盯着我错的一题，问我为什么没有靠100分”“我今天考的不错，可妈妈说我之前考了很差，不要得意忘形”。至于本来成绩就不好的孩子，可能焦虑妈妈更会成天盯着写作业，甚至还有负性言语的攻击和辱骂。焦虑的妈妈看不到孩子此时此刻的努力和成长，而只有对升学的焦虑。

2. 焦虑妈妈宠溺或控制，宠溺也是一种控制形式。有一种你妈觉得你冷，大概就是形容宠溺型控制。这类妈妈总是希望孩子往自己的既定方向发展，“应该”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你应该几点做作业，几点吃饭，几点洗澡，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种控制欲让孩子窒息。

3. 焦虑妈妈“会rap”。语速快，性格急，易紧张是焦虑妈妈的典型。她们很急，总觉得时间来不及了——给他自由，让他自己苏醒再崛起，需要太长时间了。给他自由，万一他摆烂了呢？马上要中考了，来不及了；马上要高考了，来不及；太多的焦虑消耗了自己，也消耗着孩子。语速像“机关枪”，“易燃易爆”。

4. 挤压父亲的教育空间。焦虑妈妈的过渡教育不利于儿童发展，有时候不是父亲主动缺位，而是无从参与。

“猪队友爸爸”

1. 缺位的爸爸。爸爸的缺位有很多情况：

• 繁忙的工作导致无法参与教育，加班、异地。

• 完全不参与教育，透明人爸爸，打游戏、看电视。

“丧偶式育儿”和“透明爸爸”是现代家庭教育中经常出现的状况。

2.闪现不如不现。

• 刷存在感的爸爸，有时候父亲会对一件很小的事情上岗上限、谈原则。弄的孩子毫无头绪，以至于失去边界感。

• 突如其来的家规，对于重大错误下，父亲也经常扮演那个“竹笋”、“刀俎”。形成孩子和父亲的链接只存在于负性的情绪中。久而久之，可能滋生孩子向外的攻击性。

3.错误观念的传递。

有些爱讲道理的父亲总会搬出一些错误的或者陈旧的传统认知观念。“这都是为你好”、“我就是在激将你”、“你怎么这么没用”、“三岁看到老，你就这点出息”

各行各业都有岗前培训，律师有律师证、医生有医师证、老师有教师证，社会福利工作还要有一个社工证。但是为人父母都是无证上岗。所以“亲职教育”就是让父母成为父母该有的样子，建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而不是当孩子真的出现了身心问题才病急乱投医。肯投医还算亡羊补牢，而一部分父母依旧认为都是孩子的错，都是孩子不听话。

 

“子职教育”：指增进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动。 就是教育孩子去了解和学习他做孩子应尽的职责。

“熊孩子”不是天生的。

80后可能是最后一代正统“子职教育”的一代。上世纪父母对子女尽责可以说是有要求的，比如孝顺、养老等等，但在新时代少子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尽责的教育不断被淡化，一些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带着孩子奔波于各种校外辅导机构，提前学习各科知识，而忽略了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心理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孩子对自己应尽的职责也没有形成概念。

要做事先做人，成绩好不代表品行好。但是细想我们当下在孩子面前所谈论的社会问题，对教育体制的评价，对国家经济或者政治的评价，无不投入了主观的价值观。虽然言论自由本身没有错，我们可以和同辈谈，和长辈谈，甚至可以和成年的子女谈。但是在子女还是孩子的情况高谈阔论，发表一些消极的偏见的内容，对孩子来说是何种引导？现在孩子的民族荣誉和民族存在感这块相较于东亚邻国的日本和韩国可谓说差的太多。这主要还是子职教育的缺失。

而亲职教育和子职教育往往会“错位”，父母带着错误的认知和教育理念给孩子灌输了错误的社会偏好。而这种错误的教育观也是导致孩子产生情绪和出现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长期在这种高压的“焦虑妈妈”和“透明爸爸”的 下就会产生自卑、胆小，怯懦；或者是易怒、攻击性、失控的孩子。

“配偶教育”：前面谈论的事为人父母，这里就是谈论为人夫妻。二十大提出的“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并提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离婚率和生育率已经成为我们迫在眉睫需要处理的社会性课题。

夫妻问题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婆媳、子女、家务、情绪价值、外遇等等。但其核心是沟通障碍所导致的。显然讨论这个话题再来7000字可能也不够。如果只站在夫妻关系对子女的影响来说，在夫妻关系较近、关系较好的家庭结构中，“异性相吸”能使家庭成员关系更好发挥正向功能：男孩喜欢母亲，就会在潜意识中想“为什么母亲会喜欢父亲？”他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观察，以父亲为榜样，模仿学习父亲的优点、长处。反之同样如此。

所以当我们研究那些问题儿童，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受欺凌者，还是欺凌者，他们大多都有着让人深思的家庭结构问题。

幸福家庭的核心就是各司其职各司其位。

• 家庭中教育孩子应相互配合，夫妻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

• 丈夫多主动参与家务，避免“丧偶式育儿”。

• 育儿过程中夫妻应各司其职，做到不“越位”也不“错位”。

最后落在一个解决方案上，而非负性NSSI的成因上。希望以一个积极的、有期待的心态看待社会中每个不同的个体和家庭，也尊重和理解每个个体和家庭所存在的不同课题。

改变永远为时不晚，而改变也并非是颠覆人格，抛弃自我。而是1%-5%的微小的调整，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积极回应。

本内容灵感和部分数据内容来自5月19日上海市心理学会婚姻与家庭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24年会暨学术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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